老北京人对葫芦感情深厚，现在仍有人喜欢在家挂葫芦。

　　用于制作葫芦范的工具。过去多用纸模、瓦模来制作。

　　一名玩家在用自制的刀削平葫芦口，制作虫瓶儿。

　　玩家在用专业工具给葫芦拉口儿。

　　京南葫芦园的玩家李国良在展示他的虫具葫芦，他胸前衣服上缝制的一排口袋内装着不少虫儿。

　　玩家迟锐在把玩“八不正”，这是典型的宫廷葫芦的器形。

　　模制葫芦（左），右边是用以套制葫芦的模子。

　上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不久，只有十几岁的付建杰开始频繁出入于刚刚复兴的花鸟鱼虫市场。在此之前，玩鸟斗虫在北京已绝迹多年。“我刚玩虫时，有老师带着，选择虫具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但那时市场上的葫芦虫具很少。我们说虫具‘够老’的，是指清代的，‘不够老’的是民国的。我们叫做‘新活儿’的，还得几年以后才能出现在虫具市场上。”

　　范制葫芦曾濒于灭绝

　　1979年，北京文博大家王世襄一篇名为《谈匏器》的小文发表在《故宫博物院院刊》上，引起了一阵小轰动。不少人甚至到其家中寻访，想向王世襄请教匏器（范制葫芦器）的种植及范制方法，试图恢复这一传统工艺。但是，种植葫芦需要具备相应的条件，除水浇园地以外，还要具备制模的能力，而种植葫芦，从秧苗、分栽、扎架、引条、选实、套模、系吊直到长成收获，也需要摸索积累相当的经验才能逐渐掌握，因此来访者离去后大多再无讯息。

　　《谈匏器》本是王世襄写作于1960年的一篇旧文。王世襄之子王敦煌说，解放以后，随着土地改革、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等运动的进行，粮食种植在农村逐渐占据了突出地位，被视为“玩物”的文玩葫芦种植则逐渐趋于绝迹，即便在解放前曾以范制葫芦出名的天津和徐水等地，也无人再种。王世襄有感于匏器这一传统工艺的濒于灭绝，于是撰文投给《文物》杂志。但该杂志时任主编因文章有“玩物丧志”之嫌，未予刊载。近20年以后，该文才得以重新面世。

　　付建杰种植葫芦已是在1985年前后，当时各地的葫芦开始恢复兴盛起来。“全国各地也出现了几位各具特色的种葫芦名家，比如山东聊城的‘山东赵’以种植纸模葫芦为主，‘保定周’则主要致力于恢复他们家100多年前世代相传的‘老撞子’（即模具）。北京较早培植的是大兴的张金通，他所范制的葫芦上多撞有‘喜’字，所以人送外号‘喜字张’。这自然离不开王世襄先生的首倡之功，当年不少养殖葫芦的人也都向王先生请教过，或得到过他的直接指导。”

　　随后，上世纪90年代初，王世襄出版《谈葫芦》一书（1998年修订再版时更名为《中国葫芦》），天津的王强受此书启发，开始以书中的记载和图录为依据，大规模范制葫芦。由此，葫芦种植范制技艺开始真正推广开来。“这一批人可以说开风气之先，为今天的葫芦培植打下了基础。单就民间来说，从范制工艺、葫芦器款式和葫芦器生产量上，现在都已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付建杰说。

　　清代“官模”水准最高

　　不过，付建杰说：“就工艺水准来看，到现在为止，还是以清代流传下来的传统‘官模’，特别是康熙至乾隆年间的出品最为精到，今天的范制葫芦绝大部分也是以仿制‘官模’为主。”

　　关于范制葫芦的出现，过去普遍认为出现于清初。沈初的《西清笔记》中就有记载：“葫芦器，康熙间始为之。”乾隆皇帝在此御制诗中，也屡次鼓吹“壶卢器者，出于康熙年间”，甚至把葫芦器的发明权直接归于康熙皇帝“壶卢器，自皇祖命苑监创制，至今尊奉成规”。但实际上，明万历诗人谢肇淛在其所著《五杂俎》中就已经写到：“余于市场戏剧中见葫芦多有方者，又有突起成字为一首诗者，盖生时板夹使然，不足异也。”这证明，在明代民间范制葫芦已非常普遍。

　　进入清代以后，民间范制葫芦传入宫廷，逐渐发展成一种宫廷艺术，特别在康熙和乾隆两朝达到鼎盛时期。据记载，康熙曾命人在西苑丰泽园（今中南海瀛台西北）“架匏而规模之”。而乾隆则在圆明园的长春园中建有含经堂，并在其中广植葫芦。几年前，考古专家还曾在含经堂遗址上发掘出一批葫芦虫具的陶制模子。据王世襄统计考察，故宫博物院所藏康熙、乾隆两朝的葫芦器多有“康熙（或乾隆）赏玩”的款识，至于其品色则包括了瓶、罐、碗、炉、盒、筒、杯、碟等数十种。在这时，不少珍贵的宫廷葫芦器除了供皇帝赏玩以外，还曾作为礼物馈赠给王公大臣和外来使者。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葫芦器》作者孟昭连指出，现在存世的清宫葫芦以康熙、乾隆年间的居多，而嘉庆之后的，不但数量少，工艺上也不如之前精湛，这证明乾隆以后，宫廷葫芦器开始趋于衰落。但这时，葫芦培植在宫廷以外的王公府邸开始发展起来，著名的比如地安门内慈慧殿宗室永良的宅邸内，所范制的葫芦就以蓄养冬虫的虫具葫芦居多。

　　据孟昭连考察，以葫芦蓄养冬虫大约也起步于清代初期，只不过在乾隆之前，宫廷葫芦范制还是以瓶、壶、炉、盒等大型器物为主，清中叶以后，范制鸣虫虫具和鼻烟壶等小件物品才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其总体规模也大不如前。

　　京城玩家多范制少

　　在清代以前，不论宫廷还是民间，蓄养鸣虫的工具多为笼（用金银丝、竹子等编制而成）。乾隆时期，宫廷内蓄养冬虫仍以“绣笼”为器具，但这时，民间养虫已开始改用葫芦。《帝京岁时纪胜》记载当时京城养虫的习俗说：“少年子弟好蓄秋虫……能度三冬，以雕作葫芦，银镶牙嵌，贮而藏之……”

　　道光、咸丰以后，宫廷葫芦已逐渐没落，但民间范制葫芦却逐渐兴盛起来。葫芦收藏爱好者王鹏伟说，清代晚期，以范制葫芦而知名的有河北安肃（今徐水县）、三河县等地。其中三河刘显庭所范制的葫芦一律是素范，用以蓄养冬虫，可以“叫虫出音”，因而颇负盛名，被称为“三河刘”。上世纪初，天津逐渐成为北京周边最重要的范制葫芦产地之一，先后出现了“旋大爷”、李六、史老启、陈摆设等名家，被称为“天津四大家”。

　　与之相比，北京当时范制葫芦并不普遍，而是以纯粹的玩家居多。1938年，王世襄在燕京大学就读时，在校园东门外开始试种葫芦，所削制的六瓣木模上模刻了月季一枝，左下方加一小印，题为“又筠制”。刻成浮雕花纹以后，送到东郊盆窑烧制成范，当年居然便得到了两三只葫芦器。这一葫芦范后被天津一陈姓葫芦艺人拿去范制。后来，王世襄看到1983年香港出版的古玩展览图录中就有用自己当年被借去的葫芦范所范制的葫芦器，而其所标注年代竟然为十八世纪。王世襄慨叹：“若然，区区岂不是乾隆以上人！”

　　（部分参考王世襄《中国葫芦》一书）

　　■ 溯源

　　葫芦 葫芦，谐音“福禄”，古称“瓠”、“匏”、“壶”，汉代以后，则称为“壶卢”、“蒲卢”、“葫芦”。作为一种在我国古代有广泛栽培的农作物，除食用以外，葫芦也一直是人们日常生活重要的容器之一。至迟在宋代，已出现通过栽培技术改变其颜色和形态的观赏葫芦。而作为工艺品的范制葫芦器（时称“匏器”）大约创制于明末，后传至清代宫廷，在康熙、乾隆年间发展至鼎盛。乾隆以后，宫廷葫芦范制规模大减，王公府邸中转多培植，且以蓄养冬日鸣虫虫具为主，因产于官府，所以与宫廷葫芦统称“官模”。清中期后，葫芦范制开始盛行于民间，除北京外，天津和河北三河、安肃（今徐水县）等地均是重要产地。解放后，葫芦器培植一度濒于灭绝，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北京、天津、保定、山东聊城等地恢复。

　　■ 种植

　　北京老百姓葫芦情深

　　●付建杰，北京鸣虫、葫芦玩家

　　葫芦在北京的种植得分两方面来看。首先作为一种北方常见的农作物，北京的老百姓种植葫芦非常普遍，现在不少老人还喜欢在家里门后挂几个葫芦。他们喜欢它的器形也是一种自发的审美意识，还没到“玩葫芦”的程度。但葫芦与“福禄”谐音，自古就有吉祥的寓意，老百姓甚至认为它有某种驱魔辟邪的功能。从中医上讲，葫芦性属温，不但自身药用价值很高，而且几乎可以和任何一味药搭配而不产生冲突。过去葫芦也是老百姓家里最易得的一种实用器，盛水、盛粮食都可以。所以，北京老百姓对葫芦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深厚感情。作为虫具和陈设器的文玩葫芦之所以能发展起来，和这种普遍的感情恐怕也有很大关系。

　　另一方面，除清初康熙、乾隆年间出现过范制葫芦的高潮以外，清末乃至民国期间，北京文玩葫芦的种植都不如天津、保定和山东聊城等地普遍。比如民国期间，北京文玩葫芦的种植量就很低，只有极个别人种，而且没有留下姓名，不像天津出现了名震一时的“四大家”。那时北京玩葫芦的多是遗老遗少，他们以玩为主；而来源就是上面提到的几个地方，其中又以天津产的为主。

　　1000个里出一个极品

　　●李国良，京南葫芦园主人

　　葫芦较适合在半沙性土质中生长，黏土不行，而沙性太强的土壤露水露肥也不好。模制葫芦因长在模子中，看不到里面的长势，很难控制，只能凭经验摸索。水大了，葫芦长势太旺，容易把模子撑炸；水肥不够，葫芦生长不足，撞摸出来的器形不饱满，花纹不清晰，这都不理想。所以模制葫芦的成功率并不高，到秋后一砸模子，长不满的就只好丢弃了。1000个里能出一个极品就不错了，这种葫芦用行话说是“好得像一汪水似的”。

　　过去模制葫芦讲究脐眼周正，也就是葫芦的花蒂要对准模子的底部正中心，这也是玩家挑选葫芦的一个重要标准。现在则不但要求脐眼周正，而且脐眼还要小，一般来说脐眼芝麻大小（称为“芝麻脐”）就不错了，最理想的是针尖脐，几乎看不出脐眼的形状了。

　　为了保证脐眼周正，从古代就有“引脐”的办法，即在模子底部中心留一小孔，葫芦套模时，用一根竹签通过小孔插进葫芦脐眼内，以便将葫芦的花脐固定在模子底部的中心位置。但引脐要注意力度，不能把葫芦扎透，扎透葫芦就不长了。

　　■ 文玩

　　陈设器与虫具葫芦之分

　　●迟锐，北京文玩天下文化交流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葫芦收藏爱好者

　　从功用上来讲，文玩葫芦大致可分为陈设器和虫具葫芦两大类。陈设器葫芦以模制葫芦为主，一般认为起源于明末，到清康熙、乾隆年间，在宫廷中发展到第一个鼎盛时期。而虫具葫芦则可看作葫芦作为实用器的自然发展，并受到清代宫廷葫芦器的影响。宫廷葫芦向民间流布，相互影响，所以文玩葫芦中也有“官模”（也称“官范”）和“民模”之分。北京和天津长期流行的葫芦就以“官模”葫芦为主。官模葫芦一般器形较规整，上面多有富含传统吉祥寓意的花纹图案或文字，也有不加纹饰的，称为“素范”；而河北安肃（现徐水）则是典型的“民范”葫芦产地。很多玩家更喜欢不加纹饰的“素范”葫芦，认为这种葫芦更利于鸣虫出音。

　　与模制葫芦相对，不套模具，不加人为手段的葫芦，称为“本长葫芦”。模制葫芦虽然成功率不高，但只要坚持，迟早能种出理想的葫芦；而本长葫芦没有人为修饰，全看其自然生长的结果，理想的器形得来不易，每个本长葫芦都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所以更为玩家所看重。

　　现在的一个趋势是，葫芦逐渐向艺术品转变，许多珍贵的虫具葫芦虽然保留了虫具的外形，但在玩家手中也成了陈设器被珍藏了起来。

　　葫芦玩的就是皮

　　●王鹏伟，北京华夏友缘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葫芦收藏爱好者

　　葫芦玩的就是皮，要的就是在长期把玩中其表皮逐渐由白变成紫红，色泽越来越光润可爱的效果，葫芦制品最忌讳上色。除了某些特殊工艺葫芦以外，无论是在使用还是收藏期间，都应经常把玩摩挲，或用细布擦拭———千万不能用砂纸打磨，否则会在葫芦表皮留下划痕。

　　民间的说法是把玩葫芦时，手上越有汗越好，这样可以使汗水浸入表皮下，使葫芦色泽更重。用布擦拭主要是针对当年的新葫芦而言，因为这个时候葫芦的表皮还没有完全干透，表皮还有污渍侵入的空间。一旦污渍侵入葫芦的真皮层，就很难清除了。在擦拭以前，可以先在葫芦上面涂上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沁润一会儿，然后再用力擦拭。但擦到葫芦上的油要保证是洁净的，擦完后，葫芦上的油也要及时清理掉，最好不要过夜。另外，擦葫芦的布以细软的毛织布为好，以免划伤表皮。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耿继秋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尹亚飞 李飞